主题：【潇水文摘】青铜时代的蕨类战争 第五章 商祖烈烈 (1) -- 梦晓半生

十

文明的第三个标志是城市。不消说，武丁时代已经有了城市。野外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商代的城邑遗迹我们合计发现了十多处。河南省核心王畿地区的城大一些，边长一千米多。外围的方国城邑小一些，边长三五百米，最著名的是湖北省的盘龙城，建在一个土坡上。北京地区当时属于边鄙，有两个方国，一个称燕，一个称蓟。燕城在北京房山县琉璃河岸上的董家林，蓟城在北京市广安门一带（我以前在那租过房子，傍着一条臭水沟，是从前老北京的护城河。商代的方国蓟就在那里，城墙边长不过区区六百、八百米，才跟我住的“红莲小区”一样大）。

我不知道商朝的“傅说”（念悦）先生是不是就在“红莲小区”这一带修城。但我知道作为一位民工，傅说跟当时的大部分劳动人民一样，光着脚。他的工作岗位就在半截的城墙上面，职责就是用两块木板夹住泥土，然后从上面填土，填一层，夯一层，一层层地夯实。等土在太阳底下干燥了，结成块，再摘下木板，城墙就耸立起来了。城墙在当时的主要作用防着商王朝武丁先生的军队来打，次要的作用是防洪和防狼。

傅悦有时候累了坐下来喘气，他的工头（职务叫“司工”）立刻走过来质问：“你干吗不干活？”

“刚才干完活以后，我累得双手发颤。”

“手颤正好，那你去那边筛沙子吧！”

这种惨无人道的对话在当时随处可见，把施工现场变成了人民大众的阎罗殿。傅悦只好撅起屁股，去筛砂子。

不过傅说是一个很有傲骨和个性的青年，他的本事是善于挑碴。傅说抱着肩膀，说：“你们这个办法太逊。砂子中间应该注水、加鸡蛋清，以及童子尿这样的神物，起到粘合加固作用。你们光用砂子，太逊了！”

傅说把砂土送到半截的城墙顶上，一个伙伴已经立好四块夹板，扶着呢，示意傅说往里边装土，然后又举起夯锤，使劲揍被夹板围住的这些土。等土们被揍结实了，松开夹板，一个新方土块诞生了。傅说突然撅起鼻子，又挑碴：“不行不行，这个夯打的位置太逊。两两方土块之间要留出足够的空档。你这留的空档太逊！”他抢过夹板作示范，“空档要留的跟方土块一样大。”

等空档们也被逐一装上土，夯打结实了，整个一层城墙算是夯好。旁人刚要继续往上夯出新一层方土块，傅说又挑碴了：“不能从这里开始夯，要从两个方土块中间的接缝部位上边夯起。这样新的一层和下边一层交互错落，咬合牢固。你们平齐着夯，太逊！”

傅说凭着一张好嘴，终于给自己弄了一个“事儿妈”的美名。

傅悦他们弄了三百多米的城墙，司工召唤大家去看埋人。原来，按照工程进度，现在需要杀人了，两三个从隔壁方国抓来的俘虏站在城脚的坑沿，背捆着手，准备推进坑去活埋，其中还有一个是女的。坑比较小，傅悦骨朵着嘴说：“这坑挖得太逊！估计她跳下去只能蜷曲着腰，如果是俯冲着下去，那就得撅着屁股趴着。”

“嗯，如果留下她，嫁给我就好了。我每个月可以吃糠，她吃小米。”傅悦旁边的伙伴瞅着那个女俘虏，心里做着白日大头梦。

“你这个想法也太逊！她应该献给社神，也就是土地爷，你这么乱说，小心遭雷劈。”傅说说，“而且她现在已经吃过小米了。只有让她营养好，社神吃起她来才有营养。不过旁边那个男的有点瘦，选他太逊了，到了地下，力气单薄，恐怕不能胜任伺候社神的工作。”

伙伴不理睬这个事儿妈，白了他一眼。

“这是献给社神的一点儿小意思，埋了以后就不地震了！”仪式主持人喜悦地对围观者们说。仪式主持人旁边还有一头献给社神的猪，一直嗷嗷地叫着。主持人补充道：“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使用不太值钱的小孩。这次工程进展顺利，我们就喝出去埋几个大人――虽然花费会多一点。哎，顺便问一句，这里有没有叫傅悦的家伙，就是那个事儿妈。上边在找他。”

大家都说没有，傅悦也说没有。但是一想，我不就是吗？“我就是！我是傅悦。”傅说举起手。

人们看见这个眼睛明亮的大个子挤出人堆，裤脚挽着，一个高一个低。大家都吃惊地看着这个傻瓜，包括那头被缚着地猪，心想还有这么实诚的志愿者呢，估计他到了地下给社神干活，也不会偷懒，社神会喜欢的。仪式主持人带走了傅说。大家都以为几天之后在下一个祭祀坑边上，还会看到傅说的。

然而，出人意料的，傅说却坐上了车子，去朝见商王武丁。他糊里糊涂地问主持人这是到哪里去。

“恭喜你啊，傅说先生，伟大的商王听说你是个事儿妈，特地请您到商都给他提意见去呢！”

傅说坐在马车上，随着马屁股一扭一扭而一颤一颤，他眺望着两边的野景，虽然前途未卜，老毛病却又犯了：“我说你这马车也太逊！你看啊，车辕是直的，车辕前端左右横伸出车轭，架在一左一右两匹马的脖子上。可是马的脖子高，车的车厢底，车就仰起来了，搞得我都往后仰着，如果对于腰间盘突出的人一定很难受。一旦遇上上坡，车子非仰翻了不可。”

“那依您的高见呢？”

“把车辕做成曲的――前端折着翘起来，既就乎了马脖子，又保证车体水平。你现在这直辕车太逊！”

“好！好！谢谢您的建议。”主持人恨恨地说。

“不用谢，但是你这马鞭子也太奢侈了，马鞭做这么考究干吗？你还用玉管作马鞭柄，是暴发户吧？太逊啦！”

主持人一抱脑袋，气得差点从车子蹦下去。

车子南下，越接近以河南安阳为中心的五百公里直径圆区（王畿地区），路面越发平整坦荡，都是夯土路面，十分笔直，这是远古的高速公路。真可谓“王道荡荡、无偏无党”，用笔直的干道来形容商王的道德，真是再恰当不过了。王道上边，每五十华里就设有据点称为“堞”，是用木栅筑成的防守工事，正好是车子一天走的距离。好一点的地方还设有“羁”，不仅可以住宿，而且供应饮食。一些骑着马背着政府文书的差人在大路上奔跑，从傅说他们面前疾驰而过。商朝人有出行骑马的习惯，这和他们的下裳设计有关系。商朝人穿的下裳，是前后两片分开的布幅，两侧剪有开缝，所以方便人骑在马上。而到了未来的周朝，觉得两侧有开缝露着大腿不雅，于是把前后两片布幅合成了一个圆筒（类似现在女孩的裙子），所以没法骑马了，只好百分百坐车，直到赵武灵王大哥胡服骑射才有了改观。这是后话不提。

傅说目送着远去的马上的差人，酸溜溜地又挑碴说：“哼！真够逊的。我听说商王手下的差人，都是从出发地一个人跑到目的地，干吗啊，累死他啊，不会接力跑吗？太逊啦！”。

主持人实在受不了了：“大爷～，求求您了，待会见到商王，你可别说他也逊啊！”

终于，傅说一行人走进了王城（内城），商王武丁正站在殿门石阶上等着他们呢。傅说首先看见的是武丁的脚。脚上穿着翘尖鞋，傅说刚要说这种鞋是圆口、没有鞋带，没有鞋带就不容易抱脚，走路拖拉太逊。话没出口就被武丁洪亮的声音堵住了：“哈哈，傅说先生，我前些天做梦，梦中见到一个圣人，醒来向大臣们描述，一说那容貌，大家纷纷都说知道知道，说是一位知名的事儿妈――也就是您啊！我觉得事儿妈是难得的人才，充当我的谏官最合适。找茬是您的优点，为我提宝贵意见好啦。”

“对呀对呀，傅说先生一路过来，提了一道的意见，找了一路的茬，挑了一车的刺儿。”主持人赶紧把路上傅说对于直辕车的抱怨、曲辕车的建议，以及差人跑死马的弊端，给商王武丁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武丁一拍大腿，非常赞赏傅说的刁钻眼睛，真是名副其实的事儿妈啊。

武丁承认，让一个信使从头跑到尾既不人道也容易出危险。据一片刻于武丁时代的出土甲骨记载，当时有一位年龄高迈的信使，在路上走了26天，行了600里的路，没有到达目的地就累死了，必然也耽误了送信。有的信使行程更长，曾有一人创下48天连续行走1200里的世界记录。（顺便说一句，信使接力跑，是周朝以后才有的制度。）

武丁留下傅说攀谈，傅说开始猛提意见，把他出身于民间低层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抱怨，尽数倒出。武丁听得非常羞惭、频频点头、脸一会红了一会绿了，硬着头皮做了认真记录，最后满面羞愧地赞叹道：“如果我是一把青铜短刀，你傅说先生就是磨刀石。你找茬提意见，就等于磨砺我的刀。虽然您说话是够难听刺耳，但这就像好的草药，吃了都会令人眩晕，唯独眩晕才能治好病啊（我们怀疑武丁时代的药品是否都是毒品啊）。面对着大水，您就是我的舟；面对着天旱，您就是我的霖雨。您启发我的心灵，浇灌我地内心。遇上您，我真是相见恨晚啊。”

武丁让傅说辅佐自己，君臣一起修政行德，商朝于是大治，终于成就了一段历史美谈，被孟子在“天将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的那段话中所赞佩――“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傅说的故事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中国的第一案例，是穷厄困苦之士的人生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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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有人说傅说原本是个奴隶。傅说是不是奴隶无关紧要，关键是商朝是不是奴隶社会？说商朝是奴隶社会的，主要依据考古挖掘出了人殉，于是说当时是残酷的奴隶社会。其实人殉是远古时代人类的共同习惯，而且商朝杀掉的并没有多少是奴隶。

这些被杀掉的人，分为两类：在葬礼上被杀掉的，是去陪伴死去的人，叫人殉。人殉往往是死者生前的熟人，比如死者的朋友、媳妇、亲戚、武士、臣僚，他们在地底下依旧各斯其职，有的还在墓里持着戈，作出巡逻保卫的样子。当然也有个别奴隶。既然还要在地下各司其职，所以一般是囫囵杀死，留个全尸。这种人

殉和后来历朝历代的殉葬一样（譬如寡妇之殉老公）没有太大区别，也不是商朝

独有的现象，奴隶只占死者中的一小部分。

而另一些被杀掉者，是祭祀上帝及其政府班子（气象诸神）以及商人祖先的，叫

做人牲。这些人则完全不是奴隶，而是战俘。统计发现，商朝总计1.3万的人殉

与人牲当中，75％发生在商朝盛世“武丁时代”。武丁时代与其它时代最大的区

别在于，武丁是个穷兵黩武者，跟汉武帝一样频频主动出击，征伐他所敌视的周

边方国。他这一时代人牲最多，是因为他捉到的战俘贡献了很大的比例。而武丁

所捉来的战俘，只有极少量养起来转化为奴隶（用于从事养马、打猎之事，用于

农业生产的则更绝少），绝大多数都杀了作为人牲。这一点被卜辞的研究所证

实，已是现代学者们的共识。以典型的羌方战俘为例，转化为奴隶去养马的只有

一例，其它全是杀了祭祀上帝，每次三人、五十人、三四百人不等，被杀掉的人

身上还带着战场上的箭伤，所以他们是战俘不是奴隶。

所以说，商朝所谓“臭名昭著”的人殉人牲，按被杀者数量比重看，依次的是战

俘、葬礼死者的亲友，最后是极少量的奴隶。而且从总的被杀者数量上看，野外

考古挖出了的是1178人。这个数目当然不全，因为还有一些倒霉蛋至今未见天

日。好在商朝杀人祭祀是件神圣的事，必须严格记录在甲骨上，专家们于是统计

了所有出土的十五万片甲骨，发现累积人牲总数为13052人。把它平均到250年中

去，是一个月四人。对于诺大的商王朝来说，一个星期杀掉一个人作为人牲，实

在不是太多而是很少，根本都不血淋淋。还没现在一天出交通事故死的人多呢。

仅仅因为一周平均杀掉一个人牲就判定当时是奴隶社会，岂不有点危险和荒谬。

其实奴隶不是商朝的专利，后来的周朝也有一些。更后来的汉朝，奴隶的使用量

有增无减，不论官府还是民间，都豢养役使奴隶，“臧获”和“奴婢”是对他们

的流行称谓。他们和养马一样当作一种投资，可以买卖。从很多史料和文学作品

中我们目睹奴隶劳动的身影，遍及了汉朝手工业、畜牧业、农业、运输、矿冶、

煮盐和商业领域。皇帝甚至发召规范田地上的奴隶数量。皮鞭锁链，炙灼火烧，

专杀活埋，无所不用其极。奴隶因过度劳累，折磨屈辱，自杀、早衰、瘦毙，比

比皆是。主人们希望奴隶短命一些，因为老了不能干活，还得花钱给他养老。汉

朝以后的朝代暂不赘述，事实是，即使到了最后的大清朝，乾隆爷还一直把罪犯

及其家属发到功臣家里为奴呢。

做完这样的纵向比较，我们再作横向比较。商朝的奴隶数量与同时期的埃及、古

巴比伦相比也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在古巴比伦王国与北方的亚述人的频繁战

争中，动辄有十数万人甚至二十万活口做了战俘，而三万、七万、九万战俘的记

录更是史不绝书。埃及法老也是频频出征、大有斩获，捉到数万甚至十万俘虏。

这些被俘的人口绝大多数转化为国王和政府直接掌管的奴隶，还有一些被发往奴

隶市场出售给民间。而我们商朝的武丁先生，一次出征在三千五千人左右（只有

一次达到一万人），以这样有限的兵力所能掳到的战俘必然有限，而且被当即杀

掉用于祭祀上帝祖先，只有极少数才转化为奴隶。所以商朝实在没有多少奴隶。

说商朝是奴隶社会的人，是受“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这一说法的

束缚。事实上，奴隶这种身份的人曾经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上长期存在过，甚至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曾存在奴隶，但我们不能因为找到了几个奴隶，就说“看，

我发现了奴隶社会”。历史上，奴隶群体仅仅在极个别地区（地中海的希腊、罗

马）获得过充分的发展，上升为占主导地位，使得整个国家的经济和发展建立在

奴隶者的劳动上，从而使这一地区的社会纳为奴隶社会。我们甚至不认为埃及、

古巴比伦是奴隶社会，虽然他们的奴隶数目远远比我们的商朝多，但仍构不成社

会生产者的主体。

古希腊和古罗马则不然，它们时代晚于商周，除了对外战争动辄掳来上万的奴

隶，它们发达的商业市场环境，也可以产生大量的债务奴隶，成为战俘以外的另

一个重要奴隶来源（这是我们原始的商朝时代所不具备的）。恩格斯说，雅典公

民九万人，而奴隶高达三十六万人。奴隶构成了古希腊、古罗马社会生产的主要

形式，在迦太基的一处矿井，就有四万奴隶在工作，克拉苏一个人拥有两万名奴

隶。奴隶们在市场上公开买卖，还可以像牛马一样租给别人收取租金，成为社会

的一大主体阶级。没有奴隶，“世界”就一天也运转不下去。

而我国商朝的社会生产基础是广大田野上的宗族农户，他们不是奴隶，他们

守着几千年时代相传的土地，在田野上进行大规模集体化劳动，平时聚族而居，

战时按族出征，这是社会的主体。宗族长辈负责组织生产，他们在土地上集体耕

种，场面十分壮观，把一部分守成上交国君，其它则留在农民宗族内分配。他们

有自己的工具、农舍、自由、人格和自行支配的粮食财产，这不是带着锁链、一

无所有、被买被卖的奴隶所能等同的。倘若一个社会最主体的人口――土地上的

稼穑者不是奴隶，那这个社会还能被视为奴隶社会吗？当然不能。

关于这些土地上的稼穑，我们还有必要多谈两句。他们在史料中被称作

“民”，在甲骨文中被称作“众”。 郭沫若老先生解释说：“众”就是奴隶，

从甲骨文上看，“众”是日下三人形，说明他们是在炽热炎炎似火烧的山野里，

赤身露体耕作着的奴隶。

其实，农田劳动自然是在日头底下，除非哪一天实现了农业室内化才会改

变，但凭什么说日头底下劳动的人就是奴隶呢？上及神农氏，下及今天的农村，

干活的人都在日头底下，难道都是奴隶？再说，“赤身裸体”这也是郭老放任自

己的想象，“众”中的“人”（图片）是人体的侧视形，在哪个字中出现都是这

个写法，并无穿衣或裸体之别，不知道为什么到了“众”字中的“人”，就看出

他是不穿衣服的了。

郭老在几乎没有证据的基础上，仅从字样上就断言“众”是奴隶，实在让人

不能服气。对于史料上的“民”，郭老也把“民”解释为奴隶。他把一段关于商

周的古文翻译得有声有色：“殷周之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春，令民毕出

于野，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邻，毕出然后归。妇人同巷相从夜织，女

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

这本是一个祥和的农村生活，简直和现今没有什么两样，但郭老为了证明他的奴

隶制，作出翻译是：“这里的邑，很象是奴隶劳动的集中营。里胥、邻长就跟哼

哈二将一样，坐在居邑门口，监视‘民’之出入。连妇人的上作时间一天都是十

八小时，男人的工作时间也就可以想见。”

里胥、邻长确实扮演着“监督者”的角色，不假。但只要人类还存在，任何时代

的劳动者恐怕都需要有人在一旁组织监督，即便今天也不例外。郭老有什么理由

一见有人监督，就把它同奴隶集中营联系起来？事实上，如果是一群带锁链得被

强迫劳动得奴隶，光靠这两个老头子还根本监督不了他们呢！这两个人只是宗族

长者罢了，指挥一帮宗族农夫在田野上劳动。而“妇人同巷相从夜织，女工一月

得四十五日”明明是说她们勤快，聚在一起集体纺织节省蜡烛，相当于节省了工

作日。郭老竟也能从中发现出奴隶制的“十八小时”工作日来。如此丰富的想象

能力，除了诗人郭老以外，恐们很难找出第二人。

到底这些“民”或“众”是什么身份呢？原古文中说得已经很明白，这些

民二十岁时国家发给他们田地，六十岁时候收回――这怎么会是奴隶呢？奴隶怎

么会授田地。奴隶的定义，是“会说话的工具”，不算是人，跟设备机械差不

多，可以买卖，也不占有生产工具，他的主人处理他，就像处理一件物品。这个

描述绝对不适合于商朝的宗族农夫。

倘若商朝不是奴隶社全，它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呢？我认为，它是初级

的封建社会。说到这，不免有些人惊诧，有的还可能感到愤慨。是啊，这不太适

合我们已经养成的思维习惯了。但是，我们只能这样来理解那些在农田里合族组

织劳动生产的农夫大家族们。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

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就是说，夏朝每人发五十亩地，商朝七十亩，周朝一百亩，其中十分之一作为公田，他们要照顾公田的耕作，把公田的收成上交国

家。这也就是所谓的“井田制”，是典型的劳役地租制，后来它转化成实物地租

制（直接上交总守成的百分之多少，在春秋时期）。不管是劳役地租，还是实物地租，都是封建社会的国家剥削形式。关于这一点，我们还会在大周朝时期继续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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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商王武丁在位长达五十九年，随后驾崩了。作为一代雄才大略之主，武丁在任时期武力最为强盛，猛攻北方和西北方的方国（上工下口方、鬼方、土方、周方和羌方，等等）。其中对鬼方战争进行了三年之久，最终克之，功业赫赫，标志着商王朝的国力达到颠峰状态。这时候的中国分成三个环，中间邦畿千里，是王朝直接控制的核心，往外一环是诸侯封国，武丁把自己的儿子和一些著名将领封在这一环里为诸侯，为商王朝镇守边疆，打仗时候跟随商王出征，并向商王朝进贡赋税，为商王朝干些杂役，他们的领导人称侯，这也是诸侯一词的来历，意思是很多侯。商朝之所以带有初级封建社会的色彩，也是因为这种分封建国制的初步运用。商王朝的最外一环，是与商王朝友好或敌对着的方国，见诸甲骨文的方国有五十多个，商王朝给他们起了难听的名字，虎方、土方、危方、犬方、邢方、人方、基方、淮夷、龙方、羌方、鬼方，他们的领导人称伯。鬼方、周方这些的方国被武丁打败后，臣服于商，其领导人受封改叫鬼侯、周侯。

武丁驱民以战，与方国动武，是历代商王中最多的，有人说他这是穷兵黩武，特别杀死战争俘虏作为人牲，真是惨无人道。其实武丁的远征是防御性的进攻，用他的话来讲叫“以保我后生”――我去打你们这些方国，打怕了你们，以免你们未来欺负我的后嗣。这就是以攻为守。每次进攻都能使国内获得一段安宁。一旦好久不出去打，方国就会复来骚扰侵掠。显然，商王朝的战争和古希腊古罗马的掠夺奴隶、服务经济的目的不一样。商王武丁并不是为了掠夺财富、掳取人口以制造奴隶繁殖国内经济，而是出于保疆守土。这就像汉武帝去北征匈奴一样，难道是看中了匈奴的财富吗？当然不是。于是，商王武丁的对外战争，是具备积极意义的国家防御，不是贪婪的掠夺和残暴的侵略，也算是深入险阻、不辞劳苦了。后来的西周王朝就因为只重文事，不加意对外用兵，结果亡于西边的犬戎之祸。犬戎对华夏文明备加蹂躏，导致生民涂炭。所以，不要一见到打仗，就认为是坏事，对外用兵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武丁给他的继任者打下一个巩固的统治基础，开创了一个强盛的局面，武丁的后代得以安常处顺，不再去搞大的对外征伐战争，而方国们迫于从前武丁的势力，亦不来骚扰。商王朝保持着它的兴盛。

是凡兴盛年代，王室贵族们必然流于奢靡，成为败家子和烧包，所谓龙虾放久了也要长蛆。于是武丁的孙子祖甲下令将商汤最初制定的《汤刑》加以升级，想借祖宗的威力，以更加严酷的刑罚来限制这些不孝子孙。可是这样一来，反而使得亲贵们对祖甲离心离德，故意对他刁难。王畿以外的诸侯们也大有各自为政之势。商王朝的统治有所削弱。

亲贵、诸侯们不喜欢新版《汤刑》也是有道理的。从文献上可以推见当时商王朝刑罚颇重，刑杀的手段有斩首、肢解、火刑、沉水、活埋、弹射之类，都让亲贵、诸侯们不舒服。一般的刑罚，在施刑时，卜辞通常会问“死”或“不死”，可见被刑者多有死亡。当时似乎重在折磨犯罪者，砍脚割鼻之类，而不是关进监狱去蹲五年。大约在监狱里蹲着还有饭吃，不受风吹雨打，在当时看来这不是处罚而是享受。古代和现代就是不一样啊。所以商人要以残害肢体的形式表示惩罚，一次惩罚就够了，砍玩脚就放回社会，从而节省了修建监狱和招募看守者的费用。当然也有些不放回社会的，就转化为奴隶去给政府干活。总之，当时监狱业不发达。

商人刑杀人的动作如今保存在“伐”、“期”这样的汉字当中。比如“伐”，像以戈截人首，“期”像以城砍人首，左旁被反缚两手之人已是身首分离。“卯”，是把人对剖，分置在案子上。“陷”字形置人于土坑中，抛土填埋状。“燎”如燃木之像，上边放人。这些恐怖的汉字为我们今天依然使用，只是不知道其中隐含杀机。轻杀本来是商朝的传统，酷刑是早期人类的共性，后人不了解，却把这些罪恶都归结到末代商王“纣王”身上，是不公平的。

事实上，回顾武丁在位时期，曾用人牲五千四百一十八人；接下来的九十年间，用人牲是一千九百五十人；而纣王前后的四十年间，用人牲仅七十五人，明显少于前代，可见商纣王并不残暴。纣王宠爱妲己，比起从前武丁的六十几个媳妇，也算不上什么淫乱好色，比起未来皇权社会的三宫六院还来的惭愧呢。这只怪没有白乐天那样的诗人为纣王妲己写个《长恨歌》什么的，否则，该也是一段佳话了。社会舆论和历史学者，总是对末代帝王过于苛刻。

由于武丁死后几十年，一直没有大的对外战事，这使得我国西北地区的方国――周人迅速强大起来――商王朝减少对外主动攻伐的后果显终于现出来了，这是忽略兵事的恶果。周人的强大体现在武丁死后约第七十年，商王“武乙”年间，武乙曾“赐地三十里，玉十毂，马八匹”给周人首领。之所以这么做，是武乙为了讨好周人，便于集中力量对付东方开始蠢蠢欲动的东夷人（东夷人不知道撒了什么臆症，一直乖乖的，现在突然开始侵入王畿）。武乙被迫结盟于西北的周人，委任周人帮助自己安定西疆，屏障西部方国。周人于是开始在西北抢地盘，自我壮大。

武乙还是个典型的无神论者，天不怕地不怕，多次嘲弄上帝，引来了保守势力的仇视。武乙好比现在的新新人类，具有反叛个性，他把一袋子猪血挂在高杆上，仰而射之，血呼拉拉地洒下来，名曰“射天”，表示给上帝放放血。这也标志着神权的跌落，人类开始摆脱对虚无神力的恐惧和桎梏，走向成熟。人间的造神运动随之蓬勃发展，把从前子契、商汤这些早期先王捧上了天，称之为“下帝”，下帝宾于上帝（当上帝的副官），后来干脆平起平坐，合为一体，商王就是上帝。后来，敢于跟上帝叫板的武乙到陕西渭河流域打猎，结果一去不返，据说是在那里被上帝的暴雷劈死了。这大约就是创新改革者命中注定的回报。渭河这里距离方国周国很近，不知道他的死与周人有没有关系。到了武乙的儿子文丁时代，为了解除周人的威胁，采取怀柔政策，嘉封周人首领季历为“牧师”。到了晚年，文丁看看不是好事，又干脆借口杀了季历（季历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西伯姬昌，未来商朝的掘墓人）。

文丁的作法并没能阻止周人力量的发展，相反，周人与商朝的矛盾加深了，并且文丁时代连连遭受自然灾害，安阳附件的洹水“一日三绝”，商朝经济与国力日渐衰弱。曾经有人做过统计，在每次改朝换代，总伴随着气候的大波动，不是酷热有了旱灾，就是气温骤低导致北方游牧部落南下侵袭，以寻找粮食、草和政权。

五六百年才十三代,中间恐怕有遗漏吧

文笔佳。故事美。不顶不行

这大约是对伊尹最准确的评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