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的真实目的就是增加工作岗位 -- wolf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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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的是时间，可以和垃圾一直缠斗下去。我还得干活，没那个时间。
百姓法无禁止即可为
官府法无授权不可为
要限制百姓的行为，就立法禁止；没有立法禁止，就是可为，否则谁，凭什么，禁止？就凭着你自封的侠肝义胆？
要要求官府做什么，就立法授权；没有立法授权，就不可为，否则谁，凭什么，可为？就凭着你自封的一身正气？
封建礼教禁锢了中国人民两千多年，该彻底扫除了
贪官恶吏残害了中国人民两千多年，该关进笼子了
“无论黑猫白猫“、”只要抓到“这些都是有意忽视了环境、时间对事物的影响。
和“实事求是”不一样的是，“实事”是包含了过去、现在、未来的人和事。
这个片面比喻方法，用在调侃、甚至总结过往的事物，其实未尝不可，甚或非常有趣。比如“用竹竿捅下来了侦察飞机”。因为过往的事物是有限的，其特点也很明显，所以比喻也有界限。但是如果用它来解释未来的发展方向，甚至作为发展原则本身，就比较危险。因为未来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地域上，都是无限的。如果设计总监提要求，只要方案上有10X10pic的纯红色就是好的。其实二代也有打补丁的言论，但实际情况是补丁没打上，所以现在很少提补丁的事儿。进而现在讲二代，只能讲设计是好的，初衷是好的。
那为啥现在还要讲呢，因为“猫论”现在一直有，有了新的变种。就像讨论二代本身的意义也不是真的为了讨论二代。所以现在强调“猫论”在当初有用其实没有很多意义。现在讨论的，其实更多的是猫论或是猫论的变种在现在有没有有意义。
至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如果真要论一论的话，草苗论的是高过猫论的。起码它描述的范围更加明确。至于“两个凡是”，这句话本身是没人提了，但其表述的意向，却被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未来人（年轻人）所接受。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39）
高屹
2018年05月25日09:15 来源：广安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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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屹
邓小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2）
在第一代领导集体中，邓小平可谓是“后起之秀”。毛泽东对他是作为接班人来培养的。
1957年11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谈话时，指着邓小平对赫鲁晓夫说：你看见那位小个子吗？他聪明能干，很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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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6年3次访华，想让中国跟着他的步调，中苏关系走向决裂
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向彭老总建议，我们最好建一个1000千瓦的长波发射台，费用大约1.1亿卢布，苏方愿意出大头，你们中国只出小部分资金就行，建成之后，咱们共同使用。
但问题是要建在中国的领土上，而且苏联出了那么多经费，之后的所有权将归苏联所有，这不是侵犯我方的主权吗？
4月24日，伟人同意在中国建设，但是所有费用由中国出，所有权属于中国，但苏联可以用。
1958年6月28日，周总理向赫鲁晓夫发函，希望苏联在核潜艇方面能够提供技术帮助。
当时苏军正想使用中国的海岸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赫鲁晓夫通知驻华大使尤金，由他向中方传递自己的想法。
7月21日，尤金向伟人递话，赫鲁晓夫认为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不错，想与中国建个联合舰队。
伟人意识到了问题的本质，强调既不搞联合舰队的立场，也不要苏联的援助了。
过后，尤金回到大使馆之后，立即把情况告诉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决定自己乘坐飞机来北京谈。
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的专机抵达北京，开始第二次访问中国，伟人、周总理等人亲自迎接了赫鲁晓夫。这次会谈开始之后，伟人直接开门见山地表示，为什么尤金大使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
1958年，毛泽东在对赫鲁晓夫说他的接班人问题时说：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就是邓小平了，这个人不简单，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个难得的人才。
1959年4月，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言时说：我这个人叫毛泽东，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总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你是总书记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你也是我的总书记。
1961年，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也说过：我的接班人，第一是刘少奇，第二是邓小平。
毛泽东的这一次次谈话，都表现出他对邓小平的推重和期望。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曾取得了伟大的成绩，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也出现过很大的曲折。邓小平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了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在许多方面提出过重要的正确主张，发挥了重要作用。邓小平后来在谈历史经验和教训时多次指出，成绩要充分肯定，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由于后来在某些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方针上的不同认识和分歧，毛泽东感到邓小平有时不听他的话，所以对邓小平的不满也逐渐产生了。
毛泽东指责邓小平：他什么事都不找我，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
在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正确的认识和趋向往往与错误的认识和趋向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在一起。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党决策层在指导方针上出现意见分歧本是正常的，但是，由于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现象日趋严重，遂给党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蒙上了阴影。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关系也不例外。
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主张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的，他们与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一道，设计了中国未来发展的美好蓝图。然而，从1957年下半年起，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认识和观点，重新突出强调阶级斗争，想通过阶级斗争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表现在经济建设上，就是出现了急躁冒进，不顾经济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盲目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运动。于是，八大确定的经济建设规划不断被修改，出现了“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希望在很短的时间里实现“穷过渡”，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化的工业强国。
在“大跃进”问题上，尽管当时中央领导层中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看法，但是，在当时头脑发热的情况下，第一代领导集体中不同意见的分歧并没有公开化。邓小平后来曾这样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虽然邓小平当时没有反对，但是这位“副帅”在“大跃进”问题上却不是“积极分子”。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后，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明显向“左”偏移，从而背离了毛泽东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原则。一贯讲求实事求是的邓小平，对于当时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和倾向还是有一定认识的，在思想上是有所抵触的。1957年4月8日，他在西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前一个阶段做的事情是干革命。从去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起，革命的任务也就基本上完成了。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呢？革命的任务还有一部分，但是不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强国而奋斗。这就是我们今后很长时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完成。搞建设这件事情比我们过去熟悉的搞革命那件事情来说要困难一些，至少不比搞革命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我们的本领差得很。”在谈到我们在建设方面的指导思想时，邓小平认为，应该是：一、面对国家的现实。我们不要脱离国家的现实。什么叫教条主义呢？教条主义就是脱离自己的现实。经验本来是好东西，如果不善于学习，就会变成坏东西。二、面对群众的需要。我们考虑问题常常忽略了群众的需要。现在有各种观点，追求这个化那个化，连共产主义化也有了，就是缺乏群众观点，容易解决的问题不去解决，宁肯把更多的钱用在不适当的地方。从这个讲话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的认识上还是比较清醒的。然而，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热潮中，邓小平的这些思想被湮灭了，更不可能得到全党的认同和贯彻。邓小平没有能力去阻止“大跃进”的错误，他的话更少了，他心中装着事不便说出来，只能自己独立思考。
“大跃进”运动使我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人民生活受到严重损害，在客观规律面前，我们得到的是严厉的惩罚。
从1958年冬到1959年7月，党中央和毛泽东认识到并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多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制定并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这些努力，后来又被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彭德怀而打断了。
1959年夏天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本是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的会议，不料会议中途因为彭德怀秉笔直书，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客观地反映了“大跃进”造成的危害，从而为毛泽东所不容，会议后期成为批判彭德怀和进而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的会议。
庐山会议对于彭德怀的批判是建国以后我们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一次重大失误。它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错误地打击了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支持了浮夸、说假话的不良倾向，助长了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自此以后，毛泽东与党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明显疏远了，与讲求实际、不迷信教条的邓小平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和处理方法出现了明显的差异。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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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总有照不到的地方，用毛时代有黑暗来否定毛时代的实事求是，逻辑何在？
逻辑上是不是也可以说：
阳光总有照不到的地方，用邓时代有黑暗来否定邓时代的实事求是，逻辑何在？
关于这个：
实事求是指的是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发现了问题，需要认真面对，积极沟通，调整政策，而不是盲目蛮干。
看到这句话，我不禁火冒三丈，觉得你在影射毛主席，因为我刚刚写了个帖子：查了一下反冒进与反反冒进的史料
之不过是毛对还是邓对，可想而知。
兄台替稻公一句辩解都没有，反手指责我曲解，这好像讲不通啊。
某些先生就装不知道罢了。
当然了，副将借机编造瞎话生事也是正常，几十年都是如此，有啥奇怪呢？
此货就是想反党反华，实在无疑罢了。
习仲勋的冤案是谁造成的？这个真怪不到文革。习仲勋的冤案是高岗案的政治余波而已。
几个基本的历史事实：
1、高岗案中，谁是最早的揭发者 ---- 陈云、邓小平
《陈云年谱》记述：（1953年）12月份，当他（高岗）听说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时，估计刘少奇可能被任命为党的总书记或副主席，于是活动得更加厉害，他一方面找邓小平，说刘少奇不成熟，企图争取邓小平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另一方面找陈云，提出他要当副主席，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陈云和邓小平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反映了高岗的活动。
2、高岗案中，谁又是最大的受益者 ---- 陈云、邓小平在中共八大入政治局常委。陈资格老（很多年前就当过常委），而邓是第一次入常，可谓是高岗案后最大受益者
3、高岗案后：是谁不让习仲勋“过关”？
习仲勋回忆说，1955年，他被要求就“与高岗之间没有划清界线等问题”在中央会议上作检查，前两次都未过关，第三次勉强过关。当时把关不让习仲勋过关的，就是邓小平
4、60年代，负责整肃习仲勋与西北局案的，又是谁 --- 邓小平、康生
60年代，邓和康一起具体主持 “反修”斗争。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邓和康生还一起主持了对习仲勋和整个中共“西北局”人马的残酷整肃。
如今一说起习仲勋一九六二年遭到党内残酷整肃的背景原因，都说是康生在大会上给毛泽东递了个条，毛泽东顺嘴念了“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把责任全推到康生头上。但事实真相是闫红彦最先揭发的习仲勋的文字材料是送到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手里，邓小平又转给了康生。
（1）最早向中央揭发“习仲勋借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的是当时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阎是邓的嫡系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指出：阎红彦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他在云南的工作搞得很不错，这个人正派，耿直刚强，要不是林彪、“四人帮”迫害，他不会死。
1978年1月24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等参加了仪式。
（2）众所周知，康生与邓关系很好，包括在文革中，包括康生临终前
更不必说，早在1935年，毛泽东在延安，“刀下留人”救了刘志丹、习仲勋
习仲勋回忆：毛泽东晚来四天 我就会被活埋
习仲勋虽然被关押十几年，但是对毛泽东却没有任何的怨言。习仲勋的夫人齐心后来说:
1962年秋，在习仲勋身陷逆境时，是毛泽东保护了习仲勋。在毛泽东关照下，组织上安排他在中央党校（独居在“西宫所”）学习，1963年有人意图是置习仲勋于死地。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第二次保护了习仲勋。1975年，毛第三次关怀习仲勋。（《习仲勋革命生涯》。）
习夫人说的第三次，即1975年，毛主席说过：“仲勋是个好同志”，而且还做了自我批评：”我的一句话把问题弄大了“
“仲勋是个好同志，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么问题!那本小说还没有出版嘛。我的一句话把问题弄大了。我那次说的话是泛指。"
也就是毛主席给习仲勋定性讲话的这一年，习近平走进清华。
习自己回忆：
“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全分给了延川县。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
文革期间，仅北京知青在延安地区插队的就有近三万。没有毛主席的影响，习能在文革中进清华？能有他的今天？
至于你说的习仲勋“在文革前始终没有机会进入中央政治局”，要知道文革前政治局委员的门槛有多高了：
1、那时候多少老人，无论资格还是职务，都排在习仲勋之前，彭德怀也不过是政治局委员（他是习之前的西北局书记）。
2、52年五马进京，习仲勋是最年轻的一位。资格比他老得多的邓子恢，一辈子没入政治局。而邓是45年七大中央委员。你看看习是哪一年才当选中央委员？
3、而习一进京，就被毛主席安排为中宣部长领导全国宣传文教，59年更是被安排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年仅45岁 ---- 习就是被毛主席作为党与国家未来领导人培养的。
而习与邓的真实关系又如何？
1、1990年，习被迫提前“下岗”
据原全国人大法工委研究室主任高锴回忆，
1990年10月30日，是习仲勋最后一次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这一天，他精神很好，讲了很多话。
但是，第二天，全国人大常委会继续开会时，大会副秘书长通知说：习副委员长因病，中央批准他去南方休养。
高锴写道：习仲勋“从这天起再也没有来人大常委会，尽管他的任期应该到1993年3月”。也就是说，习仲勋被提前两年零五个月“下岗”。
高锴回忆：他讲了很多当年在西北地区闹革命的历史，各根据地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有的互相猜疑，不少好人白白送了性命。他说得很动情，总的意思是：不要把不同意见者看成“反对派”，更不要打成“反动派”，要保护不同意见，要重视和研究不同意见
2、习提前退休后，不住北京，一直避免见面
1992年，邓小平南巡深圳，时间是1月19日至23日。期间，邓小平没有探望习仲勋，习仲勋也没有探望邓小平。
有人说，他们当时同在深圳迎宾馆的不同建筑里，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也有人说，当时为了迎接邓小平，避免尴尬局面出现，广东和深圳方面在邓小平抵达前已安排习仲勋暂离深圳，去广州“视察”了几天。
从1990年被邓小平“流放”深圳，到1997年邓小平去世，7个年头，没有关于习仲勋与邓小平见面的任何记录。直到邓小平去世，习仲勋一直没有回北京。
反观毛主席的认错之坦，容人之量，待人之宽，与人之善，一起构成了伟人胸襟。
金额接近一万，问老员工这是什么钱？回答是计划生育奖，表示全年全公司没有一个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在那个年代，一万还是挺多的，全公司几百号人那就是几百万，如果有人违反也许公司要被罚一大笔钱吧……我困惑的是国家用如此大的力度做这个事情（计划生育），这个问题当年严峻到这个程度了吗，会不会像疫情防控那样任务落实到基层后层层加码？
否则都是想吃人血馒头，又不想付出的阿訇。中国缺阿訇吗？从来不缺，缺的是实干的人，错了救改正，对的更加完善。这个世界有活着的神吗？更不用说死了的。
如果你信仰毛的理论，你就按照毛的理论去实践，对邓也是一样。非要别人按照你的要求去做，或则去评价，你谁呀？天天说人民，什么是人民，就是千千万万普通的个体的在法律框架下的自主选择，不要当奴才，神奴也是奴。更不要当阿訇的奴才。
如果言行一致，无论你是信仰毛还是邓我都没有佩服，最后的判断标准是行为的后果，自己都做不到，就不要要求别人。如果你能力强，自然有人跟谁，也有人反对，这很正常，任何强制别人保持一种信仰的都是邪教，跟不要说强制行为。
西西河现在有一批道德优越感很强的考据专家，不就是标准的阿訇。
我们国家发展到现在，整体上是变强，说明大的方向上做对了，尤其是大的历史人物，只要稍微管理的都知道，谁的决策是完美，能让所有人满意，我不明白一批人为什么整天在网上搞对立，都几十年了，非要彻底否定这个，否定那个，你谁呀？
具体的事件大家都可以讨论，评价，尤其是公众人物，但对历史人物做评价，并要求别人接受你的评价，至少我不配，西西河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配的。我们要站在巨人的肩旁上，但不是当神的奴才，更不要说阿訇口中的神。
为什么西西河有那么多阿訇不让人评价他们口中的神，因为他们幻想成为神的代言人，收割世人的精神或则物质供养，这套把戏已经玩了几千年，还想继续玩。这就是为什么任何宗教最后都为产生很多教派，想当阿訇的人实在太多。
特别是农村基层，抓超生的真是牵牛扒房的。城市里，有编制的超生就开除的（路子野的，能开证明说头胎孩子有先天疾病，有可能活不过成年，计生委批准可生二胎）。
无业或商贩超生的，一般是发现大肚子了，就拖去医院打掉。没看住，生下来了，孩子上不了户口，还会被罚款。
干部辖区内一年有几个超生的，这干部和分管计生的干部就免职的，基层干部当然跟超生的玩命斗了。死了人大不了受处分，不影响仕途。超生了，有可能自己失业，这还不玩命？
没有想象的好，没有更好的享受人上人的待遇，普通人的冤案就是家破人亡。
不就是把毛当成敌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