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李自成脱离队伍入寺为僧之说乃属虚构 -- 温相

当时经过多方考虑，认为李自成离开部队入寺为僧之说乃属虚构。当时我是这样考虑的：李自成出生于明朝末年，于崇祯二年（1629）参加农民起义，在漫长岁月里历经挫折，在当时几个主要农民军领导人中是唯一的一个不曾屈服于各种压力始终坚持战斗的一员。

　　如崇祯六年，这时李自成在农民军中才是一个小的首领，一度被围困于陕南车箱峡，局势甚危，人心惶惶，自成建议以伪降法脱险，李自成出峡后马上又投入战斗。

　　崇祯九年，李自成因屡战屡败，长期处于被动局面，有时潜伏陕鄂交界丛山中。崇祯十一年，其时农民军中的其他两个重要首领张献忠、罗汝才以寡不敌众，相继投降明军。独李自成继续在陕南坚持战斗，身边甚至仅余刘宗敏、田见秀等几位将领，妻子也被冲散。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曾屈服。

　　崇祯十三年，李自成被围困在巴西鱼腹山中，所率部众多降明朝，明督师杨嗣昌乘机招降。李自成对杨嗣昌的投降令“出漫语”。李自成不但不屈服，并且对招降令进行了讥讽。这时部下将领刘宗敏因形势危迫，发生动摇，李自成设法把他安抚住，继续进行战斗。在这方面，李自成同当时其他农民军领袖相比大不相同。这样一个斗争意志十分坚强的人，中途变节隐蔽是决不可能的。

　　李自成坚持战斗的精神，还可从他的思想意识方面进行考察。李自成经过十几年斗争，和封建文人接触机会渐多，逐渐形成一系列进步思想，如接受李岩“均田免赋”“贵贱均田”之说，在崇祯13―14年间占领河南时期没收贵族庄田分给农民，在洛阳时打开官仓赈济饥民；大概在同一时期提出“割富济贫”之类口号等。当然，“均田”之说并未付诸实践，在当时条件下，也不可能实行；但在赋税负担方面，相对明朝各种加派而言大为减轻，土地兼并之风暂时停止，从而农民军得到广大农民拥护。

　　李自成为维护农民利益，对部队约束比较严格，如令部队不得私藏金银，行军过程中不得强住民房，除妻子外不得携其他妇女。即使进北京之后仍发布命令：“敢有擅掠民财者凌迟处死”。对明朝官僚贪污腐化暴行一再进行制裁，如发布檄文，指责明朝官吏“贪税敛”“掳掠民财”“吸髓剥肤”等等。李自成对自己要求则很严格，布衣蔬食，生活朴素，不贪财色，以身作则（至于农民军进北京后，一些将官趋于腐化，是另一个问题）。这样一个舍己为人的农民军领袖，中途为保全自己性命脱离部队，也是不可设想的。

　　李自成在所领导的部队中，深得将官和士卒的爱戴，如他的部队听到自成在九宫山遇害的消息时，“满营痛哭”。自成死后，部队分成几大股，盘踞在洞庭湖南北。清朝派人招抚，郝摇旗、田见秀及李锦、高一功等一再拒绝，最后投明抗清。人数众多，或谓“高、李部号二十万，刘体纯、袁宗第、张光翠、牛万才、塌天豹部各数万，不下数十万。”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又衷心拥护李自成，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李自成尚在，有足够的力量割据一方以图再起，抛弃部队入寺为僧也是不可能的，况且这时李自成原配高夫人尚在，其子李来亨尚在。

　　总之，无论从李自成不屈不挠、坚持战斗的传统，舍己为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以及军事力量还相当强大等方面考虑，为了保存自己的性命，脱离开自己的队伍并抛弃自己的妻子是决不可能的。

　　至于农民军中有的人到石门县入寺为僧事我不完全否认，他乃是李自成原来统率下的将吏，而绝非李自成本人。显然，李自成到石门县入寺为僧之说乃属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