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生百态：之：少 校 军 医 官 -- 老光

过去，我们这地方穷，好多人家用不起碗，男女老少吃饭，都是用钵子。

钵子，是俺本地出产的一种陶器。比起瓷碗来，这钵子显得笨头笨脑，土里土气的，但厚实，耐用，又便宜，家家户户都用它来装菜盛饭。58年那阵子，兴开集体伙食，食堂里蒸饭也用这东西。

老百姓用它，图的是便宜，耐用。万一小孩子们吃饭不小心，摔坏了也不要紧，再买它一叠就是了。这东西便宜得很，几分钱，毛把多钱一个，满大街的日杂商店里头都有，堆山似海，要多少，有多少。

可瓷碗就不同了，做工精细，又是外地运起来的。一个碗要坐车乘船，人搬人运，费好大的劲，才得到俺这地头呵！路程来得远，小菜盘成肉价钱，一个碗要好几毛钱，而且，这东西娇气得很，不经瞌碰，稍微碰撞下，不起个缺，就撞个裂。

钵与碗相比，钵就差远了，本地出产的，土货！不值钱呵呵。

因为这个，人们便把心目中瞧不起的人，篾称为“钵钵”。

那年，我从呆了七年的乡下，招进了砖瓦厂。

兴许是先要熟悉熟悉环境吧，进厂伊始，领导便把新来的我们一群年青哥哥们，与些老工人安排在一起，到处收收捡捡，搞些杂七杂八的事儿。

和我在一起的是个老头，人都喊他“陶钵钵”。

那年，这陶钵钵约摸有五十多岁的年纪了。因为患有肺结核的病，一年四季，咳咳喀喀的。吐出的浓痰，绿茵茵的，的确是蛮腌脏，也蛮骇人的。好些人怕传染上这病，连坐，都怕挨上他的边。于是，一到休息的当儿，这老头也挺知趣的，晓得大家内心里嫌弃他，便独自一个，孤零零坐在另一边，不和众人打堆。若是有话问他，不问上脸，他也不和人搭腔说一句。

俺和他结对子，是上下手，再加上俺又是初来乍到的新人，不认得人，也没个说话的地方。休息时，便和他坐一起，有一搭，无一搭地扯闲白话。

刚一接触，觉得这老头城府很深，有点深不可测。你问一句，他答一句，简单明了，惜字如金，一个字都不多说。

相处长了，这才晓得，老头是筒国民党的“残渣余孽”。

早年间，曾经当过国军里头的“少校”军医官。刚解放那会儿，就已经明正典刑：是货真价实的老牌历史反革命分子！

俺招工进厂之日，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阶级斗争的战鼓擂得咚咚响的时候，但凡身上有点“狐臭味”的，都不敢乱说乱动，深恐一句话“走了火”，落个不可开交！

老头从解放开始，便是“运动埸”上打转转，坚持不下火线的“老运动员”了。

“三反”，“五反”，“肃反”，“审干”。。。。。。，风风雨雨的阵仗，见过了若干，早已是吃一堑，长一智，学得滑溜溜的。不仅仅是少开口，慎开言，即便是你拿根撬棒来撬他的嘴巴，也是咬紧牙关，纹丝不乱吐一个字的，免得黄哐乱说，被人捏住了下巴，揪上台去，一“喷气式”架起，连脚踝骨都踩掉哦。

那会儿，无论领导，还是工人，见了他，都是直呼“陶钵钵”的，就连三岁的职工子弟，见了他面，也是直呼其名。这老头谨慎非常，见任何人都是唯唯诺诺，逆来顺受，从不置喙，说句不然。

我这人可能是传统的东西灌得多了吧，也或许是阶级斗争观念淡薄哦。每每一见到陶钵钵那微风都吹得倒的可怜样子，内心深处总是要涌起一丝丝怜悯，总觉得这老人可怜呵。偌大的一把年纪，还像只猴儿，被人厶五喝六地牵起玩，于是，心下常常不忍，私底下在力气活上给他些方便，需要打声招呼的时候，也亲言细语，喊他声“陶师傅”。

“人心换人心，八两斛半斤”。时间一长，老头觉得我和那一些人好象是有点子不同，还有那么些“人情味”儿，自然地，对我也就少了些戒备心思，常在工间休息时，断断续续地和我讲起他的从前。

抗日战争爆发时，老头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怀着救国救亡的一腔热血，入了国军的队伍。因为读过书，有些文化，被长官看中了，选入军校学了医。

毕业后进入野战部队，先后参加过宜昌会战，雪峰山会战等多次战役。因为战场上救治伤员有功，几年间升至少校军医官。

临近解放，看到国民党大势己去，便开了小差，回乡行医。后来乡镇建医院，把这医官收进来，作为了技术骨干。审干时，曾经的国军“少校军医官”的身份，成为抹不去的印记，牢牢地箍在头上，摇身一变，变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

此后，只要运动一来，曾经经过的那些事儿，便像“炒现饭”般的，炒了又炒，交待了又交待，没完没了。

我入厂那会儿，厂里的医务室没得正规的医生，只有个从部队复员回来的卫生员顶着。我常想，何不让老头重操旧业，一者发挥他的作用，二者嘛，也是厂里的实际需要。老头一大把的年纪了，身体又不好，咳咳喀喀的，天天日晒雨淋，陪着年青人拖，实际上卵用都没得，何苦啰！

一直到了73年，从上往下开始落实政策，老头这才调到厂里的医务室，正儿巴经务他的正业。

后来，我也抽到厂办公室，从此，作为企业的科室人员，我们之间的交往又多起来。

这时候，陶医生的肺结核病情也一步步地严重了。

记得是1976年的冬天吧，老头的咳嗽越来越厉害了，眼看人不行了，这才送到县医院医治。进医院没几天，老头也就死了。

老头的家住在乡下，隔厂里有十多里地。

那年头，县里头还没建火葬埸，人死后，时兴土葬。厂里的领导一商量，决定把老头的遗体送回去家乡去安葬。

讲待遇，老头是国家干部。虽然是个反革命分子，但好歹总得给副棺材嘛，不然的话，这尸体往哪装呢？

“反革命分子”只能享受“反革命分子”的待遇。领导研究的结论：睡木棺材不行！更何况也难得向上级打报告，哼木材指标。最后定下来的“待遇”：买口水泥棺材。几个人把老头塞进去，抬上了厂里的汽车，安排了十来个人，由我带队，开起汽车前往老头的家乡。

到了地方后，老头家隔公路还有二里地，要从小路抬进去。

于是，大家伙忙着把棺材往下拖。哪晓得，那年头的水泥质量特差，棺材里头又没有安钢筋的，只是糊了几根铅丝绷起。一伙年青人七拖八拉，这水泥棺材的底与棺材帮子散了架，还要霸蛮的话，这死人就要掉落在地上了！

没得办法，只好打发几个人，去老头家里寻了块门板来，顺便找几根粗铁丝。

东西寻来后，大家小心翼翼地把门板塞进水泥棺材底下，然后，把门板用铁丝连棺材一齐绑扎起来，再用根铁丝在棺材上面绕了几个圈，用根木棒把铁丝绞紧后，这才敢动手把水泥棺材抬下汽车来。

把老头送回家后，我们一群连饭也不好意思吃。稍稍停顿了一下，赶忙溜之大吉。

虽然这事情过去了几十年，但我始终觉得，对不起这陶钵钵。

倘若是老头地下有知的话，想必不会怪罪我们吧。因为，那水泥棺材的穿底，终究是厂家的质量问题，并不是我们存心为之，硬要使您老人家难堪的呵。

抗日英雄啊！

70年代肺结核应该是可以治愈的，而且花费并不太高，前面没有落实政策，可是1973～76年可是3年时间啊。

记得那个时候我父母的同事、学生中，也不时听到某某得了肺结核，然后住院一段时间就好了。人们忌讳它主要是传染性太强，还没听说因为肺结核直接就死了的。

76年你们那里还没有实行火葬啊？

所以，也就得不到好药与机会诊治。一拖，就是多年，病入了膏肓。也可说是慢慢拖死的。他自己是医官出身，莫连这也不知道嘛，主要是没好好治。那个年代，像他这种人，唉……。火葬场直到八十年代，才建起来。

可当年，嘿嘿！……！

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又不是你的错，至今还心存歉意

始终觉得像是对不住陶医官他老人家似的，总觉得他这一辈子过得蛮可怜的，直到离开这世界时，竟然是那样子的一个打发！太令人伤感了！薄薄的一副水泥棺材，还是勉强糊拢来的，遭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