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大同兵变的前因后果 -- MP4

　　明嘉靖初年是一个多事之秋，一方面是边事恶化，“南倭北虏”猖獗，侵扰不断，另一方面，国内的小规模民变时有发生，各地的农民、矿众、盐徒“暴力抗法”事件不断，而朝臣因“大礼仪”之争而陷于派系分列，彼此攻讦之中，就在这个期间，边境重镇山西大同前后发生了两次震惊全国的兵变事件。

　　大同乃是成祖朱棣所设九边之一，为明时捍卫北边，防御蒙古的战略要地。在万历后期满清崛起之前，河套之争是北方最主要的战事。也先死后，瓦刺部落分散，逐渐褒落。而鞑郸从此强盛起来。成化元年，孛来与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后进入河套地区，劫掠延绥、平凉、灵州、固原及大同等地。河套地区就成为其骚扰内地的跳板，“套寇”也成为明朝中期的主要边患。

　　两次兵变的起因非常相似。皆为修工事而起，一戍堡一挖壕；结果也相似，统帅一死一谪。

　　嘉靖三年，山西巡抚、都御史张文锦认为“寇犯宣府不能近镇城者，以葛谷、白阳诸堡为外蔽也。今城外即战场，何以示重？”（《明史 列传88》，下同）遂在军镇北部九十里的地方立堡五座。建成后，准备调军两千五百人前往戍守，每座五百人，作为大同的屏障。消息传出后，“众惮行，请募新丁，僚吏咸以为言。”大同守军们私下议论：驻扎在距城这么远的地方，忍饥受寒不说，还要时常与外敌作战。更何况五堡相距百里，难以相互呼应援助，这不是去送死吗？但张文锦却说：“如此，则令不行矣。镇亲兵先往，孰敢后！”亲兵大多已有家室，此举更加受到抵触，张不得不施以高压，“严趣之。鉴承风，杖其队长。”―个负责工程的参将贾鉴负责调兵，他把军中的一些传言添油加醋地报告了张文锦，说士兵们相互串连，计划集体抵制这一行为，宣称宁死不去。张文锦大怒，杖责营中小头目，欲追查治罪。于是骚乱发生了。

　　七月二十二日，哗变士兵杀掉贾鉴，反出大同，聚集在边塞附近的焦山。这个时候，张文锦才慌了，因为叛军一旦和周围的盗贼或外寇合流，则非同小可，于是派人招抚，哗变士兵其实本无反意，也就受招回城了。这事本当告一段落，然张文锦不肯罢休，“即索治首乱者”。这样，原本的兵营骚乱演变成了兵变。二十七日，叛乱士兵控制了大同，“文锦逾垣走，匿博野王府第。乱卒欲燔王宫。王惧，出文锦。郭鉴等杀之，亦裂其尸，遂焚镇守总兵公署。”叛军从监狱中把前任总兵朱振放出来，请他作首领由朱振出面牵头，叛军上书朝廷，请求赦免罪行。

　　八月，朝廷商议之后下赦免诏谕，派派兵部侍郎李昆前往招安，又命太监武忠为监军，都督桂勇为总兵，按察使蔡天佑为巡抚前往镇守。蔡天佑到达后，“从数骑驰入城，谕军士献首恶，众心稍定。”又平息谣言，遣散哗变士兵，兵变平息。

　　第一次的兵变虽然得到了完满解决，不过教训并未被汲取。反有言官议论纷纷，认为此举太宽容，有违法纪，对叛乱者有纵容的意味。这就有了第二次兵变的重演。

　　嘉靖十二年十月，都御史刘源清“以边警迁兵部左侍郎，总制宣、大、山西、保定诸镇军务。”总兵李谨建议“浚天城左孤店濠四十里”，以抵御蒙古骑兵。刘源清同意，并令三天完工。三天挖四十里的壕沟并非易事，李谨如何实施，《明史》只说了一句“趣工急”。其中的虐待、责打、刑罚不得而知。最终有士兵反抗了，李谨被杀并焚尸。刘源清把这也归咎于当年五堡兵变处理过于宽大的结果，“榜言五堡变，处之过宽。”本来李谨被杀参与者不过几十人而已，连兵部尚书王宪也认为“止擒元恶”即可。但廷议中“严惩派”占据上风，于是“帝命源清同总兵嘤永讨之。”

　　如此一来，大同骚动，官军即将屠城的传说不胫而走，镇守士兵全部哗变。刘源清兵抵大同，竖起降旗令叛军放下武器，出城接受处置，却遭到开门迎击。随后“官军攻据四关，昼夜围击”。围攻多日不下，期间有官员对刘源清说起官军城外的滥杀现象，刘竟回答：“汝为贼游说耶！”刘源清攻不下大同，更“请益师至五万”，被皇帝拒绝。他认为是因为身边主招抚者干扰造成，甚至“因多设逻卒，遏王府及有司军民章疏”。僵持了一个多月，到十三年春，局面再变，蒙古部落也参与进来，和大同叛军结盟，“外寇攻东南二关，叛卒与犄角，官军殊死战，互有杀伤。”这刘源清到了最后，已经偏执成狂，“源清乃百道攻，穴城，为毒烟熏死者相籍。复请壅水灌之。”最后竟然“请募九边兵，增总制官御之，己得一意攻城”。为了剿灭“反贼”，不惜使用毒烟，水淹攻城，也连边关重任都可以扔到一边。终于惹得“帝大不怿，夺其职闲住，以兵部侍郎张??代之。”耐人寻味的是，刘源清刚一走，大同兵变随即平服，“??未至，郎中詹荣等已悉捕首恶。”

　　从《明史》记载看，张文锦、刘源清都并非碌碌之辈，两人都是正德年间的进士，都曾做过颇有业绩的地方官，由御史进而成为边关重臣，都因参与国内平乱而成名，多少有一些军事上的经验，同样，两人都“性刚。以拒贼得重名，遂锐意振刷，操切颇无序。”文人治军的思维方式，往往存在观念上的先入为主，自以为是，黄仁宇先生曾经评论道：“我们帝国的文官，则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象征……因为从道德观念来说，天下的事物无不可以共同分配，灾民的暴动，乃是小人犯上作乱的劣根性使然。”（《万历十五年 第六章》）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将领注定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各怀心思，南辕北辙。既不可能做到同心同德，也无法保证号令严明，令出必行。制度规则也势必朝令夕改，因人（将）而异，加之统帅刚愎自用，刻薄寡恩，士卒忿忿不平，抵触对立。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即便没有内讧，除了依多为胜，对付一些零散的盗贼流寇，想来也不会有痛击外侮的实力。明代何以历来边防不振，变患不绝，就可想而知了。

• 7，明清/太平天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