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战天京 之一 -- uibeacct

战 天 京 [6]

提交者 : 谭伯牛 于 北京时间 2003-09-17 20:15:08

如果说，战天京时当局诸人的怦然心跳汇成一部交响曲，主题必然用来展示曾氏兄弟在此过程中的真情互动，洋船事件只算一个俏皮的小插曲，而中段插入、几乎喧宾夺主的淮军助攻事件，则是一段扣人心弦的变奏。作为百年以后聆听此曲的爱乐者，不仔细考察此段变奏的进入、发展以及嘎然而逝的怪异休止，则必不能完全理解整部交响乐。

淮军，是在阴差阳错的情况下仓促组建的。当然，研究清朝军志和太平天国的历史学家罗尔纲先生一定不同意我这种观点[1]。此篇专讲故事，无暇辩证；我引用两段材料，证明李鸿章之所以受命援助江苏、成为淮军领袖，并非出自曾国藩的本意，则淮军是否在阴差阳错的情况下仓促组建，读者自能体会。

第一段材料，乃当日身在曾幕的欧阳兆熊所记：

“（曾国藩）欲保一苏抚而难其人。余谓李广才气无双，堪胜此任。文正叹曰：‘此君难与共患难耳’；盖犹不免芥蒂于其中也”[2]；

这段对话发生在咸丰十一年冬。中枢频频接到参劾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的奏折，饬令曾国藩“察看”二人“否能胜任”，并命“择其智勇兼全、堪胜封疆将帅之任者，酌保数员，听候简用”[3]。所以文中说“欲保一苏抚而难其人”。“李广”、“肃毅”，俱谓李鸿章，前者切其姓，后者乃其伯爵封号。欧阳兆熊劝曾国藩将援苏大任委派李鸿章，曾却说他“难与共患难”。这从何说起呢？得从去年说起。咸丰十年八月，曾国藩派李元度援徽州，入城后，坚守未满三日，即被攻破。徽州一破，祁门大营岌岌可危；李元度深知此役失败的严重性，怕被责罚，遂不返回祁门大营。游荡十几天后，终决不妥，这才回营请训。但是，见面后，一味狡辩开脱，曾大怒，痛斥之；李元度不堪训责，负羞而逃。军营岂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地方？曾国藩当下决定严参，命李鸿章作稿。孰料李鸿章认为李元度是共历患难之人，功罪相抵，不应严惩，便说：“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怒不可遏，说：“我自属稿”；李说：“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曾国藩正在气头上，乃说：“听君之便”。于是，李鸿章去了江西[4]。此事只能说明李鸿章好讲哥们义气，似乎和“难与共患难”无关，曾国藩为什么要对欧阳兆熊那样说呢？如前所述，徽州一破，祁门大营兵单将寡，岌岌可危，随后太平军大举来攻，相距数十里而已。曾国藩万念俱灰，预先写好遗书[5]，准备在此死节。幕客、委员，或请病假或请事假，走了一大半。留下来的则将行李移置舟船，时刻准备逃命。程桓生是曾国藩的棋友，几乎每日要陪曾国藩下一盘棋，见面太频繁，不好意思开溜；但私底下逢人便问：“死在一堆如何？”[6]前此，李鸿章藉李元度事负气出走，现在看来，则不无借机逃遁的嫌疑，所以曾国藩要说他“难与共患难”。后来，鲍超、曾国荃胜仗解围，渡过危机，李鸿章再度入幕。恰逢朝命曾国藩推荐巡抚人选，李鸿章固然“智勇兼全，堪胜封疆”，但曾国藩心中不能不存“芥蒂”，故犹豫再三，终未遽以其名入告。

第二段材料，则来自王贻运。祁门危急时，幕客、委员纷纷逃逸，王贻运也是其中一员；他有一句诗：“直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7]；就是为此次不甚光彩的行为自我解嘲。他提供的材料则是：

“李（鸿章）在军中不见知，常发愤怏望，后以沅浦（曾国荃）、俊臣（陈士杰）俱辞避，李乃自请行。非曾（国藩）意也”[8]；

咸丰十一年十月，在沪绅士公推钱鼎铭赴安庆请援。钱于座次痛哭流涕，叩头乞师。此前，曾国藩已安排左宗棠自江西援浙，己军则沿长江向东推进，计划中暂无援苏的规划，一是兵力不敷调配，二是饷源无法落实。钱鼎铭带来的江苏绅士公启（冯桂芬执笔）中，所谓“江苏今日之情事，……有仅完之地而不能持久者三”，除了“有兵无饷之镇江”、“兵单饷乏之杭（州）、湖（州）”之外，还有个“有饷无兵之上海”[9]。因此，钱鼎铭此次带来的，不仅仅是江苏人民吁天待救的悲情，还有上海地区商绅筹集的巨款，所谓“深情款款”也。所以，曾国藩不能不思有以应之。钱的问题解决了，就得解决人的问题。当日，他手下大将只有鲍超、曾国荃，鲍超正在江西东部鏖战，不可抽调；曾国荃克服安庆后，回乡添募士兵，正好可派为援苏之军。朝廷接到江苏告急之信，也点名派曾国荃前去援剿，所以，他便写信给曾国荃：“吾家一门，受国厚恩，不能不力保上海重地。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10]，实为天下膏腴。吾今冬派员去提二十万金，当可得也”[11]；然则，援苏不仅可报国家“厚恩”，还能解决湘军饷绌的窘况，一举两得，何乐不为。可是，曾国荃自打攻克安庆后，精力所注，全在克复南京，其他种种，非所思存，故回信拒绝[12]。最适合去的人不想去，不得已，退而求其次。可是，这个“次”，还轮不到李鸿章，曾国藩找的是湖南老乡陈士杰。幸亏石达开这会正在骚扰陈士杰的家乡桂阳，而陈又是大孝子，唯恐“惊忧太夫人”，故在乡率兵防守，“不敢一日离”[13]。就这样，曾国藩高瞻远瞩的目光才由遥远的湖南徐徐收回，落到近在身边的李鸿章身上。而且，根据王贻运的说法，也就是瞩目暗示而已，并未像对待老弟、老乡那样直言托付，所以，“发愤怏望”的李鸿章得学上一回毛遂，“自请”之后方能脱颖而出。这时候的李鸿章，是替补的替补，预备队都不让进，还比不上失意于埃弗顿队的李玮峰啊。

由此可见，不出现这些阴差阳错的情况，李鸿章怎么做得了淮军的统帅？确定统帅的人选，竟如此富有戏剧性，那支军队的组建，能不仓促？同治三年三月，七艘英国商船装载这支仓促组建的新军，缓缓驶过南京附近由太平军控制的下关、九??洲两处炮台，到达上海。为防止太平军纠察，李鸿章和其他将士一起“闭置西国汽舟中”[14]，我想，他心中憋的那股闷气，应该比船舱中的闷气更闷上百倍千倍吧。

当然，考察历史事实，我们固然要注意个人恩怨的重要性，但也不能一味以个人情感去揣测当事者的一言一行。能成非常之功，必是非常之人；所谓非常，就是说能超乎常情之外，不必事事都出以个人恩怨，而要行所当行，止所当止。曾国藩毕竟是他的老师，曾国藩毕竟是他的领导，曾国藩毕竟是他一生学问功业的奠基者，李鸿章倘因一时受气，遂枪法大乱，那也就不是李鸿章了。仔细考察他抵沪以后的行止，我们才能真正认识他的非常之处。人情、饷事、军务诸端，头绪太多；我先举两个案例，说明他固然具有为了成功不顾一切的常人之情，然后再讲他千方百计拒绝助战天京的故事，证明他更具有止所当止的非常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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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组建淮军，罗先生主要有两个观点：一、以淮军之锐气弥补湘军之暮气，乃是曾国藩早就考虑的策略。二、早在同治元年前，就有试办淮军的举动。见罗尔纲《晚清兵志》第一卷《淮军志》第一章。

[2] 《水窗春呓》卷上。

[3] 《曾国藩全集?奏稿》三，咸丰十一年十月十六、十七日及十一月二十日上谕。

[4] 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一。参见《曾国藩全集?日记》咸丰十年八、九月日记。日记中说陈鼐为李元度求情，并未言及李鸿章。但李鸿章确实于九月间离开了大营。薛福成久在曾、李二人幕府帮忙，其笔记似可为李鸿章离开曾营下一注脚。

[5]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谕纪泽纪鸿》。

[6] 《水窗春呓》卷上。

[7] 《湘绮楼诗文集?诗》卷六《发祁门杂诗二十二首寄曾总督国藩兼呈同行诸君子》。

[8] 《湘绮楼诗文集?文?王志》卷一《论道咸以来事》。

[9] 沈粹芬等编《国朝文汇》丙集卷十七冯桂芬《公启曾协揆》。

[10] 其实，上海关税、厘金每月的收入并没有这么多。李鸿章到任后，在奏折、书信中报的数字，不过每月二十几万而已。后来，曾国藩按这个“预算”向他索要协饷，他每每欲哭无泪，呼天喊冤。

[11]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咸丰十一年十四日《致澄弟沅弟》。

[12] 王定安《曾文正公大事记》卷二：朝意欲其（曾国荃）由沪图苏。攻以商之国荃，国荃谓：“金陵为贼根本，急攻金陵，贼必以全力援护，而后苏、杭可图”。公壮其谋。因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而以浙事属之左宗棠，苏事属李鸿章，于是东南肃清之局定矣。

[13] 《湘绮楼诗文集?文》卷八《陈侍郎行状》。

[14] 《李文忠公全集》卷首吴汝纶《李文忠公神道碑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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