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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策范式被定义为“镶嵌在政策制定者头脑中的知识框架，不仅支配着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选择和设置，并且还决定着政策制定者对其想要解决问题的认识”，参见Hall, Peter A. “Policy Paradigms, Social Learning, and the State: The Case of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Britai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5, no. 3, 1993, pp. 275–96。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1958-1981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12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页。

[4]（美）洪源远：《中国如何跳出贫困陷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3页。

[5]韩博天：《红天鹅——“中国非常规决策过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

[6] Daniel Ray Kelliher , Peasant Power in China: The Era of Rural Reform 1979-1989,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7]Kate Zhou, How the Farmers Change China: Power of the Peopl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8] Chŏng, Chae-ho, Chae ho Jeong, Jae Ho Chung, and Chae-ho Chon̆g. Central control and local discretion in China: Leadership and implementation during post-Mao decollectiv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9] Joseph 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bate.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10]詹姆斯·哈威·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34页。

[11]余英时：《师友记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

[12]萧公权：《问学谏往录》，岳麓书社2020年版，第224页。

[13]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14]参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15] 1981年3月国家农委办公厅会议资料。

[16]Frederick C. Teiwes, Warren Sun, Paradoxes of Post-Mao Rural Reform: Initial Steps toward a New Chinese Countryside, 1976–1981,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17] 1981年7月国家农委办公厅会议资料。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22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19]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第7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

[20]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第37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21]赵树凯：《大包干政策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018年第2期，

[22]人民日报1979年3月15日。

[23]赵树凯:《农民的政治》（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64页。

[24]李厚著：《云岭三十年》下册第704页，打印本。李厚时任云南省委秘书长。

[25]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

[26]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页。

[27]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页。

[28]张立新：《要吃米找万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331页。

[29] 2018年11月原安徽省委办公厅有关负责人访谈资料。

[30]王立新：《要吃米找万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页。

[31]王立新：《要吃米找万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页。

[32]原新华社记者张广友1979年采访笔记。

[33]陈大斌：《师者穆青》，郑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6页。

[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6页。

[35] 1975年9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资料。

[36]黄道霞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867页。

[37]原新华社记者张广友1978年工作笔记。

[38]《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部：《中国农业合作史料》，1991年第2期，第67页。

[39]原新华社记者张广友1978年工作笔记。

[40] 1978年6月22日人民日报。

[41]王郁昭：《往事回眸与思考》，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11页。

[42]赵树凯：《农村改革的第一次政策突破》，载《湖北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

[43] 1981年5月国家农委办公厅会议资料。

[44] 2019年12月，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办“吴象著作出版座谈会”资料。

[45]黄道霞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62页。

[46]吴象：《大写的人》，天马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53页。

[47]原《农民日报》总编辑记者张广友1983年工作笔记。张广友曾为新华社记者。

[48]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

[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48页。

[5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94页。

[51]张路雄：“1980年代参加中央一号文件写作组的一些人和事”，2018年12月，打印件。

[5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7页。

[53] 1985年12月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综合组会议资料。

[5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页。

[55]杜润生：《杜润生文集》上册，山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56]赵树凯：《农村改革第一次政策突破》，载《湖北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

[57]叶蓬编：《党和国家知名文献出台记》，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76页。

[58] 1984年2月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综合组会议资料。

[5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64页。

[6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页。

[61] 1978年8月国家农林部政策研究室会议资料。

[62]叶剑英：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2页。

[6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90页。

[6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03页。

[65]余展、高文斌主编：《我认识的杜润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第60页。

[66]赵树凯：《大包干政策进程》，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67]赵树凯：《1号文件与九号院困境》，载《中国发展观察》2018年第9期。

[6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47页。

[69]萧公权：《政治多元论》，周林刚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70]麦金尼斯主编：《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8页。

[71] [美] 蔡欣怡，《绕过民主当代中国私营企业的身份与策略》，黄涛，何大明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72]斯考切波（Skocpol，T）：《国家与社会革命》，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