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陕甘根据地历史地位的认识与“陕北肃反”的纠正㈠ -- 双石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中指出：

这里的“陕北”从广义的角度诠释，应该是横跨陕甘两省的“西北革命根据地”。“落脚点”，指的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大失败大挫折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所经营的硕果仅存且有着相当规模的革命根据地，它为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的复苏和重新崛起，造就了一个舔伤裹创休息生息的家园；而“出发点”，则指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在随之而来的救亡图存民族革命斗争的“进攻出发地”——西北革命根据地紧靠“抗日救亡中心地带”的优越地位，为中国共产党人积极而又主动地挺立在历史大潮的潮头，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民族革命战争中成为顶天立地的“中流砥柱”，提供了战略策源后方和革命大本营。

毛泽东的这番话，应该是一个恰如其份的评价。作为这个时期的大起又大落的革命斗争的领导者指导者之一，他的这番话来自于对这段历史亲历亲为的阅历，以及在全党清理教条主义思想和路线后对过去历史的深刻反思与回顾。

虽然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就已经亮出了“对日宣战”的鲜明旗帜[《中华苏维挨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宣言（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对日宣战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宣言（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1932年4月15日）》，《中国共产党抗日文件选编》第19～第26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在东北、华北、华东各地的共产党人也挺身而出，在各次局部抗战中，积极而踊跃地参加东北义勇军、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等抗日救亡第一线的民族革命斗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也于1933年1月17日发表宣言，提出红军准备在“㈠立即停止进攻苏区；㈡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㈢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等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的主张[《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1933年1月17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研究室）第631～第632页。]——这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雏形，但在外界人士特别是“中间势力”的人士看来，此间正活跃于南方各地实行“工农武装割剧”的共产党主流力量发出这样的声音，还近似于为自身“脱围解困”的一种“政治行为艺术”。

即或是在半个世纪过去后的今天，这种看法仍然拥有一定市场。

应该说，这种看法是有一定理由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重心的确是中国南方而不是中国北方，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主力的确是聚集在中国南方而不是中国北方，就是在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还占据统治地位的党内军内，往往也把“国民党统治集团”视作铁板一块，对与各阶级各阶层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缺乏深刻而切身的认识，遑论进行实际而有效的操作。从1931年底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苏区，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其战略转移的目的地的指向都仍然没有包括中国北部——红四方面军几个月后到川陕边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最初选择的目的地也是在红二、六军团建立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如此，他们在远离“抗日救亡斗争中心地带”的偏远地区发出“对日宣战”的声音，被人予以这样的怀疑与垢病也是难以避免的。

然而共产党从事的是开天辟地的民族民主革命事业，帝国主义从来就是他们的革命首要对象革命的首要敌人。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肆意侵略加剧，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空前深化的大背景下，民族生存乃至共产党人自身生存的“近忧”与“远虑”也自然而又必然地加速地实现相互易位或相互“重合”，以实现“民族解放”为已任的共产党人的认识与实践也必将加速完成由浅入深从低到高的过程：1935年6月28日，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两河口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

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将中国北方的陕甘地区划入战略转移目的地的范围。

1935年8月1日，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再次明确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呼吁各党派和军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935年8月1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97～第60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同年8月5日，在川西北高原的沙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毛尔盖乡血洛村）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中共中央再进一步明确指出：“红军基本的严重的责任，就是在川陕甘及广大西北地区创造出这样一个根据地”[《中共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沙窝会议）（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0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8月20日，在毛尔盖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中又进一步指出：“在目前具体的敌人情况之下，为实现六月二十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迸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毛儿盖会议）（1935年8月20日政治局通过）》，《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3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同年12月，已到达陕甘苏区后的中共中央在陕北的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形成《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这两个决议（统称“瓦窑堡会议决议”），在《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中共中央第一次在理论和政策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中国共产党人这是认定了：只有在民族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去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责任”，才有让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中间势力认识和接受共产党人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乃至方针政策的更多更好的机会，党也才有求得生存发展的更多更好的机会！在民族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上高扬“抗日救国”的旗帜，与置身于大潮之外空喊抗日救国的口号，无论从行为效果还是从生存机会上来考量，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至此，结结实实地站在全国硕果仅存，而且极其靠近“抗日救亡中心地带”的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土地上，中国共产党人高擎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鲜明旗帜，这也意味着他们在真正意义上站在了民族革命民族解放历史大潮的潮头！于是，以溃败和逃亡开始的长征，确立了中国革命武装力量重新聚集、整合与发展，以直接投入“挽救民族危亡”的伟大民族革命战争的战略方向——一年之后，中国南方的各路红军主力，终于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完成了这个“重新聚集与整合”，最终成为了站在了民族革命斗争风口浪尖进而“砥柱中流”的中坚力量。

陕甘苏区，成为了革命力量重新聚集和整合过程中，从被动走到主动的枢纽！